靜琬始刻經文時，采用什么底本，已無從查考。但從“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為奏圣上，賜大唐新舊譯經4000余卷，充幽府范陽縣為石經本，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升”(見石經山王守泰《山頂石浮圖后記》)的記載看，靜琬刻經必是選采官方校正無訛的正本，石經山此后的刻經，亦必是以此為底本無疑。時至遼代前期，《契丹藏》又編就梓行，那么此后的石經山刻經，必然是以《契丹藏》為底本。為此，石經山刻經對?？逼浜笏∷⒉亟浿械恼`寫、誤刻、脫落、篡改等錯誤，必然是最佳范本。

遼代刻經用材，比較統(tǒng)一完整，但也有所變化。從道宗清寧五年(公元1059年)始刻的千字文“菜”帙至“可”帙，都是用中型碑版，高約160厘米，寬約65厘米，直到大安時期(公元1085—1094年)山上各洞藏經已滿為止。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通理大師來到云居寺，在主持刻經的過程中，對經版用料加以改革。大碑改為小碑，將《契丹藏》卷軸式之一紙改為石經版之一面，每面27行，每行17字，經題、卷次、編號、帙字統(tǒng)一規(guī)格。這一變革，既便于取材，又易于搬運、?？?。故此，刻經速度加快，只用兩年時間便刻經44帙。這種碑型版式一直沿用到金代。至今用這種小碑拓片與出土的《契丹藏》殘卷相對照，發(fā)現兩者的行數、字數、帙字完全相同；故而反過來又證明房山遼金時代刻經，的確是《契丹藏》的復刻本。

總觀房山石經，可歸納為如下三方面特點：

形制方面。隋唐時期(包括遼代初期)所刻石經，一般多為碑式，尺寸較大，正、背兩面連續(xù)鐫刻，無統(tǒng)一規(guī)格，書者、鐫者、施者之姓名時有時無，無定式。遼金時期，則以小碑經版為主，體有定式，碑寬多在76—80厘米之間，高多在30—40厘米之間，兩面刻字，每面行數、字數都大體相同。經石正面、背面都有經題、頁數和據《千字文》順序編的帙號，各卷首頁均刻有作者名字。每卷經石塊數依次序鐫刻，卷次分明，上下連續(xù)，似若木刻經版，有的還在經石的尾部刻上本塊石刻字的數量、鐫者姓名。尤其是云居寺南塔前壓經塔下地穴中所藏小經石，更具有這種特點。

內容方面。隋唐時刻經1000余卷，其中以大乘佛教經典為最多，小乘經籍僅有百余卷，大、小乘律和大、小乘論各數卷，密教經典約有20余部，多為一卷的小部頭經，有的還是重刻。遼金時期所刻石經，則以遼《契丹藏》為底本，按《千字文》順序編號，重點選刻，共刻了2000余卷，內容雖仍以大乘佛教經典居多，但密教經典有所增加，達50帙(約500卷)之多，可見這時密教之興盛。

文字方面。晚唐所刻石經頗多簡體字和別體字，如“無”作“無”、“爾”作“尒”、“來”作“來”、“號”作“號”、“輭”作“耎”、“網”作“網”、“圍”作“圍”、“莊”作“莊”、“礙”作“□”等，有數十字。這和當今所用的簡化漢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見漢字簡化早有傳統(tǒng)。

房山云居寺石經刻制完工后，隋唐時期所有經版，均儲于小西天九洞中，遼金時期則大部分藏于寺中南塔下，小部分藏于九洞中。各洞藏經版數：一洞1131石，二洞1091石，三洞333石，四洞164石，五洞146石，六洞200石，七洞285石，八洞819石，九洞390石。洞外殘石419石。南塔下10082石。共15060石。

關于各藏經洞的名稱號，均按1、2、3、4、5、6、7、8、9的順序排列，共為九洞。這項工作是1950—1958年，中國佛教協(xié)會對房山石經發(fā)掘整理時進行的。編號是按現存各洞的地理位置，本著由下而上、由南向北的順序重新命定的。所以，各洞的新定名稱與其本身開鑿時間的早晚不相一致。此外，房山石經為靜琬始刻，因而有人就誤認為藏經洞也為靜琬首鑿。其實不然，據“題記”所載，藏經洞既非一人所開，也不是一個時期所鑿，而是長期經營的結果?，F據有關材料，對九洞開鑿史做一簡略敘述。

第一，華嚴洞(新編第五洞)，又名華嚴堂、石經堂，俗稱雷音洞，位于小西天現存洞窟的正中，規(guī)模宏大，裝飾精美，內有隋代雕刻的石柱4根。柱四周雕造涂金小石佛1056尊。堂中有穴，穴藏石函，函內存佛舍利3顆。石函題刻文曰：“大隋大業(yè)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學術界公認此洞開鑿時間最早，有人還認為是靜琬所鑿。但據“題記”分析，靜琬鑿之說，值得商榷。遼圣宗統(tǒng)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沙門智光撰《重鐫云居寺碑記》曰：“……待至慈氏，東方震旦，燕城西南，十余繕那至云居寺，按《范陽圖經》，智泉寺僧靜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fā)心書十二部經，刊石為碑?！薄侗洝分忻鞔_指出，靜琬初到白帶山(即石經山)時，就看見有“石室”的存在，因而見景生情，發(fā)愿刻經永久貯之?？梢?，華嚴洞原已有之，只不過為靜琬所利用而已。當然不可否認，此洞經過靜琬加工或修飾后才具有現在的規(guī)模。它不僅成為藏儲經版之所，而且成為瘞[yi 益]藏佛舍利、舉行佛事活動的場地。那么華嚴洞始鑿或始飾于何時呢？唐朝劉濟撰《涿鹿山石經堂記》載曰：“濟封內山川，有涿鹿山石經堂者，始自北齊。至隋，沙門靜琬睹層峰靈跡，因發(fā)愿造十二部石經。”可證，華嚴洞始鑿或始飾于北齊(公元550—577年)。

第二，新編第七、第八洞。藏于新編第七洞的《涅槃經》和藏于第八洞的《華嚴經》，都是靜琬發(fā)愿所刻的12部經之一?！赌鶚劷洝酚置鞔_記載完成于“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因此，第七、第八洞應為靜琬于唐初所鑿的最早洞室之一。

第三，新編第一、第二洞。惟良書《大唐云居寺石經堂碑》載曰：“有上座暹公者……乃購垂石、執(zhí)堅鋼、□峭□[yan演]、填深陴[pi 皮]，□為佛經西天乃□□□□□□□□于舊堂之下更造新堂兩□，其始皆削青壁，不騫不崩，卜其可□功以無竟……?！被坼呤庆o琬以后刻經事業(yè)的第三代繼承人，活動于唐玄宗開元時期。此碑立于“開元□四年”可為其證。其碑又正好發(fā)現于第一洞。因此，從各方面分析都可以斷定：下層新編之第一、第二洞，就是慧暹所鑿的“新堂兩□”，是僅晚于新編第五、第七、第八洞的第三代藏經洞。此外，從碑文中稱“舊堂”、“新堂”，也可證明它們是與華嚴堂一脈相承的洞穴。

第四，新編第三、第四、第九洞。在新編第三、第四洞的藏經中，有《大般若經》卷105至卷192的大量刻經。這些卷次的刊刻時間，多在唐乾元、大歷、建中時期(公元758—783年)。又從洞中所藏其他諸經“題記”分析，第三洞藏經多為唐代前期刻經，第四洞藏經最早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刻經。估計第三洞可能鑿于7世紀前期，第四洞可能在7世紀后期。第九洞藏經主要是唐代中期刻經，估計該洞可能鑿于7世紀后期，或8世紀初期。

第五，新編第六洞。洞內主要藏有明代刻經，并有董其昌題“寶藏”匾額。因此，有人認為該洞為明代所鑿。但洞中又貯藏有唐開元年間題記的碑多方，所以，此洞到底鑿于何時，仍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