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曾被稱為“小延安”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白石龍有“小延安”之譽，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當時的游擊隊指揮部、寶安縣委均設在白石龍。當年的白石龍村雖然靠近日偽據(jù)點，但是地形復雜，易守難攻，處于羊臺山山脈與寶安縣城、香港的交界之處，來去自如。本地鄉(xiāng)民只有20戶人家，也積極投身抗戰(zhàn)，男女老少踴躍參加自衛(wèi)隊、農會、婦女會和擔架隊。

1940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成立，王作堯率領第五大隊創(chuàng)建羊臺山抗日根據(jù)地，總指揮部就設于白石龍村，并在村后的密林里建立了醫(yī)院、軍械修理所、糧站、電臺、報社等機構。全村不分男女老幼全力支援抗日，羊臺山地區(qū)成為東江人民抗日斗爭的重要基地，白石龍的地位日益重要。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聚集在香港的大批中華文化精英生命危在旦夕。我黨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營救他們，特別成立了中共白石龍區(qū)委，指揮營救接待工作。在文化名人大營救過程中，數(shù)百位文化名人從香港脫險后，隱蔽在山高林密的白石龍村，等待向內地轉移。村民們?yōu)榇蠹艺緧彿派?，搭建草寮，救治傷員、洗衣做飯。一些文化名人在此停留數(shù)月，以草寮為家，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談時勢、談政治，過著艱苦卻自由的生活，并把白石龍稱作“小延安”。

1942年在白石龍召開的廣東省人民抗日游擊隊軍政干部會議，是東江抗日游擊戰(zhàn)爭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明確了東江敵后游擊戰(zhàn)爭的任務與發(fā)展方向，對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zhàn)爭，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jù)地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驚心動魄的大營救

在白石龍社區(qū)民塘路入口處，一座獨門獨院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顯得與四周的高樓大廈格格不入，但是白石龍人卻特別珍惜，因為這里承載著那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步入紀念館，綠樹紅花簇擁中，一塊巨大的黃蠟石立于其中，上面印著國務院原副總理鄒家華題寫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幾個紅色大字，十分醒目，街頭公園式的景觀，為白石龍社區(qū)居民增添了一處休閑的好去處。紀念館周邊的圍墻被修葺一新，加蓋了青色的文化瓦，乳白色的墻面上，惟妙惟肖地繪制了一幅幅再現(xiàn)大營救歷史的壁畫，顯露出濃厚的文化氣韻。墻角下、圍墻邊、門口處，種植著數(shù)量不少的花卉綠樹，景致優(yōu)美。此處還復原了原建于羊臺山上的游擊隊醫(yī)療所、招待所舊址。

一切都要從1941年說起，那年的12月25日，香港淪陷，數(shù)百名因躲避國民黨搜捕的文化名人又一次身陷險境——日軍準備對這一批積極抗日的中國文化名人展開大規(guī)模的搜捕，其中鄒韜奮等旗幟性文壇翹楚更是屬于日軍密令“就地逮捕和懲辦”的對象。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致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廖承志，要求想盡一切辦法搶救這一批文化界的精英。在廖承志、張文彬及廣東抗日游擊隊的領導下，在香港市區(qū)灣仔洛克道一層樓上設立了搶救偷渡指揮部，由劉少文負責。其中東縱負責的香港-九龍-白石龍營救路線是搶救文化名人最多的一條線路。被營救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鄒韜奮、茅盾、胡繩、戈寶權、胡風、廖沫沙和丁聰外，還有張友漁、沈志遠、宋之的、金仲華、劉清揚、胡仲持、周鋼鳴、張鐵生、黎澍、藍馬、于伶、鳳子等文化藝術界名人。